美国财长耶伦访华给世界带来中国生产能力过剩(Overcapacity)的叙事，欧美日已陆续启动贸易保护政策，欧盟在光伏、电动车后对中国风电展开调查，美国宣布发起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日本对中国石墨电极启动反倾销调查，中国企业面临的贸易壁垒或有加剧的风险。
企业出海的逻辑在过去一年被广泛关注，在23年年报和今年一季报也得到了积极验证，虽然从出口角度的来看仍存在企业以价换量的现象，但从企业本身角度来出口增利明显并且利润强于营收，相比过度内卷的国内市场，量强价弱的出海业务也为上市公司业绩贡献了一定弹性。不过从最近参加的一场策略讨论来看，对出海逻辑的质疑逐渐出现，尽管一季度出海仍然保持较快增速，受益于美国制造业新订单重回景气区间带动补库存需求，以出口美国为主的公司订单持续回升，不过市场担忧中美贸易摩擦或影响这些订单的持续性；另一方面受益于一带一路尤其是西方国家退出俄罗斯让出的市场份额而带来明显增量的企业，市场又存在对西方国家可能对俄罗斯等国家后续制裁升级的扩散影响的担忧。欧美日陆续开展贸易保护调查进一步削弱了市场对出海前景的看好程度，市场分歧加大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
欧美日建立保护壁垒的动机并不难理解，这些不约而同的行动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强势崛起对海外本地企业的冲击，尤其是在中国企业具备垄断优势的新三样产业链方面，欧美本地企业在成本、效率和创新都无法击败我国竞争对手。有意思的一点是，耶伦在围绕产能过剩问题回应财新有关“与中方政策制定者会谈中是否谈及建设性的应对之策”的提问时表示，“有供给侧，也有需求侧（应对之道）。我与中国政策制定者就‘等式的另一边’——需求侧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先不论耶伦的探讨是否实际含有其他的动机，至少从耶伦的访谈来看，她希望我国以扩大居民消费力的方式来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增长（增加进口），这也意味着西方国家希望改善贸易不平衡来保护其本地经济和就业。
对于西方贸易保护的对策方面，前车之鉴可以参考日本，尤其是汽车行业，因为汽车产业链链条长，对经济和就业的拉动作用足够大。日本汽车发展的源头来自美国，通用和福特两家车企为日本提供了生产技术、质量控制和销售网络的现代汽车制造体系，将日本带入了汽车工业时代，而《汽车制造业法案》迫使美国汽车停止日本的生产，但欧美车企后续的技术合作提高了日本汽车的竞争力。不过日本汽车在全球的崛起有一定的偶然性，得益于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日本汽车凭借质优价廉的特性在美国市场突飞猛进，1970年日本出口突破100万台，1980年出口量600万台，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直到1985年出口达到658万台峰值，这一记录至今也没有一个国家突破，但随之而来的是日本与海外贸易摩擦加剧。随着美国动用“301条款”排挤和制裁日本产品和1985年9月日本广场协议的签订，日本汽车出口量连续下滑，但出口世界第一的记录仍占据了43年，直到2023年被中国打破。日本化解美日贸易摩擦的方式是1980年代汽车业在美投资设厂的产业链融合模式，日本一方面通过提升质量档次、压缩成本来提高每辆车出口的收益，另一方面日本汽车产业向海外投资，70年代后期日本的各大汽车制造公司纷纷到美国投资建厂，80年代本田率先在广州建厂，将核心技术研发留在日本本土的同时通过海外建厂提升当地生产比例，不仅有效降低了对海外产业的冲击，也更顺利获得市场进入资格，从而提高了日本汽车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和竞争力。即便从日本本国汽车消费的偏好来看，23年日系销量占比84%，除欧系外其余微乎其微，日本汽车市场极度排外也并没有引致海外国家再次推出针对性贸易保护政策。
从日本汽车发展史来观察，汽车出口并不会无限增长，发展到一定体量后受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