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芯片战争》中文版出版，这本书在22年出版后被麦肯锡X金融时报选入年度书单，作者克里斯·米勒讲述了半导体发明到全球化生产以及美日韩台的半导体发展历史，像石油资源一般作用的芯片已成为现代生活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最近再读这本书，对此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书中介绍了几种国家发展模式，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苏联模式，其中日韩台模式相对接近，细微区别在于台湾专精于制造领域而韩国更多来自于美国为对抗日本的扶持并在全环节都有涉及。
        美国模式的半导体发展最先来自军事上的政府支持，集成电路产业最早的两家企业德州仪器和仙童半导体，初始收入来源分别来自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采购和“民兵Ⅱ型”洲际导弹的采购，并且芯片行业的进步与政府的努力是相辅相成的，像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 这样小型灵活的组织在未来技术上下赌注并建设所需的教育和研发基础设施。但是政府在芯片公司只在发展初期起到重要作用，半导体瞄准大众市场产品才真正起飞，因为一方面消费者对价格敏感，民用市场就必须提供消费者负担得起的芯片，因此芯片企业只有不断降本增效，例如德州仪器为了量产而标准化生产流程和材料、半导体生产需要低成本且高效率的工人从而制造环节向亚洲转移；另一方面规模化生产的关键是可靠性，这就需要全球化分工和互相借鉴来制造先进的光学、化学材料和生产器械；更重要的一点，政府并不能起到主导创新的作用，创新只有在自然优胜劣汰中产生，生存压力倒逼的创新才能颠覆现有格局，例如英特尔在存储芯片竞争不敌日本后被迫转向逻辑芯片市场并在个人计算机市场取得成功。
        日本模式则是政府主导，给予廉价资本和资源来帮助企业发展，尽管一开始日本半导体发展是建立在美国技术授权的基础上，但相比美国同行，即便在无利可图的时候银行机构也会持续发放低价贷款维持芯片厂的生存。尽管没有盈利，日本半导体厂商依然可以通过持续投资和生产最终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这也是日本在存储芯片上战胜美国的原因，但这种模式存在的弊端是可以轻易复制，正如美国扶持韩国所做的一样。此外，日本表面上的主导地位是建立在政府支持的过度投资基础上，廉价资本支持了新半导体制造厂的建设，但也鼓励芯片制造商不考虑利润，只考虑产出。同时当后发优势国家在追赶后期没有抄作业的空间的时候，只能开始自主创新，但没有市场压力更没有迫切的生存压力就容易忽略可能爆发的新市场，这也导致了日本错过了微处理器市场。当然与日本半导体制造企业不同的是索尼，索尼并不设计芯片，但设计消费类产品和定制人们需要的电子产品，用新产品来引领公众，这种商业模式并不容易复制，因为索尼成功的关键在于产品创新和营销专业知识。
        对比来看，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还算是相对成功的，而失败的是苏联模式。与美日靠市场驱动相比，苏联模式的最大区别是过度依赖军事用户和缺乏国际供应链，只有军用市场没有消费市场的结果是缺乏民用半导体发展可提供的资金，而国际供应链则能够在全球分工中分摊研发成本，因此尽管苏联在科技基础研究上并不落后但从未在芯片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芯片战争》通过讲述芯片发展历史证明半导体成长离不开政府培育更离不开市场导向，半导体真正发展就必须要尊重商业逻辑，相对充分市场竞争中才有创新。这也让我想到国内的AI发展，尽管相比Meta、OPENAI这些国外“武松”，国内的AI企业被市场戏称为“武大郎”，但事实上《芯片战争》没讲完的故事是日本之所以进入失落三十年，其实并不完全是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更多是结果，根本原因来自于日本没有在建立在逻辑芯片基础上的个人电脑、互联网时代获得竞争力。对比日本的话，尽管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