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疗行业是一个高度监管的行业，受政策的影响较大，而近两年政策变动频繁，我国医改也进入了历史性的拐点时期，如何把握医改未来的方向对医药投资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梳理国内的医疗制度变迁进程重点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政府的态度、以及新出政策对我们预判未来的启发。
        根据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可以简单把国内的医疗体制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1）1979年以前，绝对的公有制，通过财政筹资、全民公费医疗，带来的结果就是低效率。
2）1979-2003年，局部市场化阶段，改革开放后政府开始减少对医疗机构的直接补助，要求加强经济管理、搞活医院，采取的措施包括扩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经营自主权，包括搞承包制；“以药补医”从此成为医疗机构补偿的主渠道；大量民营诊所门诊部小医院获准设立；但同时保留了一些制度，如公立医疗机构编制内医生仍是事业单位职工，1999年还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生只有依附于单位才能行医。
3）2003-2014年，局部回归计划体制，非典后政府在加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基层实行收支两条线，重返计划体制，医生激励差、人员流失；严格规定基层医疗机构只能使用基药目录内药品；2009年新医改启动，进一步强调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责任，推行医联体。
4）2015至今：政府主导的效率提升。医院扩张开始受到限制，但还是处于垄断地位；重新组建医保局，开始行使需方代言人的职能，向产品方压价，对医院开始精细化控制；产品生产行业地位低，传统盈利模式受到挑战，向研发转型、比较艰难。
        2003-2014年可以说是形成目前国内医疗行业特点、各类问题的主要阶段。该时期公立医院规模大幅膨胀，大三甲虹吸大部分资源和患者，而目标扭曲，从上到下建立了自己的圈层与逻辑，基本上是处于缺乏博弈、引导，根据自身需求的自由膨胀的阶段。而这阶段医保在资金支持的角度很好的完成了任务，覆盖了绝大多数各阶层的人口。但在承担“需方代言人”的角色上却基本处于空白，没有对公立提出过多的要求，力量分散。再看产品生产方，公立医院与药企是可以共赢的，公立医院推高用量并争取较高的售价，两者都会受益。药企成为了寄生在不合理公立体制上、过度开药现象上的附庸，造成药企大量的精力和金钱都以回扣的形式流入了公立医院体内，也是自身缺少了以造福患者为己任的价值导向和创新能力，并不利于企业长期的发展。
        需方体制已经基本走向市场化，而供方体制未能走向市场化，是医改成效大打折扣的根本原因。供方以“政府—事业单位编制—医学院校—公立医院—医保 ”为链条形成了强大利益联合体，而以自身支付能力为最强有力支撑、高度关注医疗水平的患者始终只会选择自己信任的优秀医生就医，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疗严重退化。"管办不分"的公立医院没有能力或动力通过服务流程、模式和技术的创新来满足公众的需求，利益冲动又使得医院通过原有模式的简单复制，创造更多的需求，把自己变得更为庞大。试图通过医院工资总额控制、"药占比"控制、取消大医院普通门诊等办法，制约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趋利性或控制大医院提供"普通"服务的能力。然而，这些管制又进一步加剧了管办不分。国内医改主要分为政府派和市场派两大阵营，政府派还是坚持政府主导的公立医院体制内改革，通过行政手段推行分级诊疗、医联体等措施来解决上述问题；而市场派希望确立公立医院的独立法人地位，放开社会资本在医疗领域的竞争，最重要的是让医生作为独立执业个体在市场上自由流动。采取哪个派别的建议并没有定论，从财政补供方和补需方的支出来看似乎兼顾了双方的意见， 2017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14451亿元，其中对于供方（医院）的财政投入7550亿元, 占比